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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奉献热土交金寨朋友—伟人胡耀邦与金寨及金寨人的故事

2016-01-14 来源：中华发展报道网责任编辑：胡遵远点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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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发展报道网讯   伟人就是伟人，业绩卓著、功勋显赫，众人敬仰、万人爱戴，普通群众似乎与其相隔万里、可望难及。其实，伟人也是凡人，心系百姓、亲民爱民，同样也和普通群众打交道、做朋友。一代伟人胡耀邦就是这样。虽然他出生在湖南浏阳，成长于红军队伍，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似乎都与金寨没有什么联系。然而，自从1952秋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之后，他就缘结了金寨山水金寨人！胡耀邦同志不仅亲临金寨视察指导过工作，而且与金寨媳妇——“红小鬼”曲飞有着30多年深厚的革命友谊，与金寨青年——罗炤 ，有过27年的亲密交往……

（一） 亲临金寨作报告

    《金寨大事记》清楚地记载着：“1955年12月3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胡耀邦来我县视察工作，并给团员、青年作报告”。
知情者回忆，1955年12月3日，胡耀邦在六安专署专员赵子厚、青年团安徽省委副书记马为民、青年团六安地区书记郭宪魁的陪同下，专程来到金寨县。先是听取金寨县共青团工作和梅山水库建设情况汇报，随后参观、考察梅山水库建设现场。
      据介绍，胡耀邦来大别山区梅山水库建设工地，主要缘于邓子恢副总理的一次讲话。1954年，团中央召开由各中央局和部分省市青年团书记参加的、一个约十来人的小型农村青年工作座谈会。政务院主管农业生产的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亲自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邓子恢讲到了治理黄河、淮河等水利工程建设问题。他说，这是农村青年施展身手、实现抱负的大舞台。他对此寄予厚望：希望一定在这一代青年人手中，把黄河、淮河治理好。否则，就会“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散会回来的路上，胡耀邦问秘书曹治雄：“邓老刚才讲的那句话，你懂不懂？是谁说的？在什么书上？”曹治雄回答说，“意思明白，是谁说的？出自何书？我不知道。”“你回去后查查，把答案告诉我。”曹治雄到北京图书馆，花了大半天功夫才查出来，答案见《左转·襄公八年》引古逸诗。曹治雄立即向胡耀邦汇报，他惊诧地说：“左丘明如果活着，都两千多岁了。他引的古逸诗的年代当更为久远。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怎样的源远流长啊！更可见黄河的水患危害又有多少年了！”胡耀邦说，一定要按照邓老的要求，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一定要把黄河治好，一定要把淮河和其它“害河”都治好！也一定能治好！
      梅山水库位于大别山腹地、淮河支流史河上游，坝址在金寨县梅山镇（城关镇）大小梅山之间。库区流域面积1970平方公里，总库容23.38亿立方米，是治淮的骨干工程。水库大坝是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当时为世界最高的连拱坝。水库主体工程于1954年3月开始建设，1956年4月基本完工。淹没包括县城在内的3大经济重镇、10万亩良田、14万亩经济林，10万群众告别家园、移居深山……革命老区金寨县在治淮工程中，再一次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无私的奉献。
      12月3日上午十时左右，40来岁的胡耀邦来到水库工地，他和秘书曹治雄先后察看了位于工地东岸的泄洪隧洞和位于连拱坝中部的九号拱泄水底孔。当时，这两处工程正在紧张施工。胡耀邦向陪同视察的梅山水库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童振铎、政委张允贵，仔细地询问了水库的施工建设进度，详细地了解了梅山水库建成后在淮河流域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具体效益等情况。
      下午一时，胡耀邦应邀在水库工地西岸的大礼堂给梅山水库工程建设指挥部的团员、青年作题为《国家强大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的报告。本来，指挥部只通知各区队和各中队的团员、青年参加，结果大礼堂的走道和讲台周围都挤满了听众，工地上除留值班人员外，大部分工人都自发地来到报告现场。
      胡耀邦主要讲了三个问题：青年工人要有理想、有抱负，要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广大知识青年要响应中共中央“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的号召，立即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工业战线上要涌现出更多的青年突击队和青年节约队，要成立更多的青年监督岗，要学习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远荒僻的农村开荒种地的艰苦奋斗的精神。
      据郭宪魁回忆，胡耀邦同志没有一点架子，作起报告来侃侃而谈、娓娓道来，十分感人。大家听得非常认真，并且不时地爆发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二） 缘结金寨“红小鬼

     曲飞与胡耀邦相识于1952年，几十年情谊不辍。
     红小鬼——曲飞，原名罗坤、罗正坤，1921年3月出生于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双石乡一个穷苦人家庭。1933 年参加革命，1934 年参加红军，与董必武夫人何莲芝、谢觉哉夫人王定国3人被誉为红四方面军中的“美女三姐妹”。抗日战争时期，曲飞先后做过护士、妇女委员长，做过后勤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经组织介绍，曲飞与安徽省金寨籍老红军、少将徐其海结为夫妻。
      1952年10月，曲飞在中央财经委员会行政司工作。一个周日的上午，何莲芝、王定国上门约她前往胡耀邦家做客。那年胡耀邦37岁，任团中央书记。“3位女士来啦！快请坐，快请坐！每次都是两位，今天是二加一呀，难怪清早喜鹊喳喳叫呢。”胡耀邦早已等候在客厅，“早知红四方面军有3个好姐妹。今日得见，果不其然。”交谈中，胡耀邦感慨地说：“红四方面军走过的弯路，不但给革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也让你们这些女同志多吃了不少苦。我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天天都惦念着还在雪山草地折腾的红四方面军。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难不倒红军，却让一个错误路线整苦了一个方面军。几万红军将士的生命，白白牺牲在错误路线的阴影下，张国焘真是罪过啊！”热情好客的胡耀邦，给曲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曲飞历任中南局商业部五金公司、石油煤建公司、医药公司等单位的经理，1960年又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信贷处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曲飞从附近一所中学的高音喇叭中得知，当晚，在中直机关大院，批斗胡耀邦等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她不禁大吃一惊，凭着十几年对胡耀邦的了解，曲飞打死也不相信他是“走资派”。
     曲飞挤进批斗场。只见批斗会开始了，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胡耀邦等10多名“走资派”陆续被红卫兵押了进来。近2个月关押、批斗的生活，使胡耀邦的身体明显消瘦了。就在这时，曲飞看见胡耀邦向她这边转头，似乎是在暗示她离开。
      “把‘走资派’胡耀邦押上来！”随着一声吼叫，曲飞的心立刻揪到了嗓子眼儿。这时，又有人喊：“让胡耀邦从狗洞子钻过来！”听到这侮辱人格的话，曲飞怒火中烧，刚要发作，却见胡耀邦瞅她一眼后把头转了过去，分明在告诉她要冷静。可曲飞顾不上那么多了，她鼓起勇气高喊：“红卫兵小将们，我知道胡耀邦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鬼，在延安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今天，红卫兵小将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咋能有一个人钻狗洞子呢？让胡耀邦钻了狗洞，毛主席知道了不高兴，咱们自己也不光彩吧？我建议，凡是被毛主席表扬过的，不论是红小鬼还是红卫兵，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作为战友，胡耀邦有错就帮他改正错误，暂时没错就进行下一个！”曲飞的大嗓门立刻发挥了作用，会场先是片刻的肃静，接着发出一片掌声和叫好声。这时，几个恼怒的红卫兵质问曲飞：“你是什么人？凭什么敢破坏批斗会？你再闹，连你也挂牌子，站上来一块批！”只听有人高声答：“她是红小鬼，毛主席在延安表扬过，她叫曲飞，在毛主席那里都挂了号。”这番话镇住了那些红卫兵，只见他们商量了一下便让胡耀邦站到已经批斗完的队伍当中去了。
      胡耀邦被罢官后，曲飞又多次到他家看望慰问。之后，总会有好心人劝曲飞别惹麻烦，也有“特殊身份的人”对曲飞提出警告，但曲飞坚信自己没有错，仍然毫无顾忌地去看望胡耀邦。
      一次，曲飞来到胡耀邦家探望，胡耀邦快步迎了出来，他的夫人李昭端来热茶说：“请用茶。” 胡耀邦接口说：“不对，应该说请用香茶，曲飞可是在曲曲折折中飞来的报春鸟呀！”当曲飞转达何莲芝和王定国两位大姐的问候时，胡耀邦紧锁眉头：“她们也不容易啊，遭受的打击比我重，比我还艰难。”胡耀邦话锋一转：“曲飞你胆子不小呀，那天的批斗会你也敢来，原以为你听听就得了，你还敢说，而且那么大声说。我深深感谢你的勇敢，感谢由于你的勇敢带来的‘从轻发落’，也让在场有正义感的人受到了教育，受到了震动。正义自在人心么！可你知不知道，帮你解脱的那些人中，像你一样对革命赤胆忠心的人可不少呢， 他们不但在暗中保护我，同时也帮了你。不然的话，那些发了疯的人怎么会轻易放过你？”
      曲飞最后一次去胡耀邦家，是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那是5年间唯一的一次，别人问她为啥去的少了，曲飞说，我的性格就这样，你行的时候，我不求你；你忙的时候，我不干扰你；你遭难时，我不离开你！那次，曲飞由人民银行总行信贷处长调任湖北省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上门向胡耀邦辞行。胡耀邦打趣说：“官大了，工作性质变了，红小鬼本性也该丢啦！”曲飞赶紧接过话茬：“红小鬼本性变不了，党性原则也变不了，嗓门可能会小一点，这次来就是听总书记嘱咐的。再说，厅级干部和您比，算个啥子官哟？真想要官，你又小气得很，要也不会给。”
     站在一旁的李昭听了这话，笑弯了腰：“曲妹妹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欢笑之后，胡耀邦对曲飞上任后应注意些什么问题，认真地交代了一番。因为曲飞毕竟在银行干了15年，对办事处工作很陌生。带着感激的心情，曲飞告别了胡耀邦夫妇。未曾想，这一别竟是与胡耀邦的永别。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经全力治疗无效，于4月15日晨7时53分逝世，享年73岁。得知噩耗，曲飞悲痛万分。由于她自己也刚刚因病做了手术，不能前往胡耀邦家吊唁，便决定派二女儿徐莎莉和女婿郑知行前往北京致哀。并挥笔写了挽词：“川北任职主任时，群众即颂包青天。伟烈丰功，费尽移心力；公正无私，一言万民齐。其人虽已去，千载有深情，催我泪如雨，丹心痛入天，碧玉归天地，民心亦可期。”
     1999年4月1日，在胡耀邦逝世10周年清明节的前4天，曲飞不顾身体虚弱，不顾孩子们的劝说，毅然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清明节那天上午，在女儿、女婿陪同下，曲飞缓缓地迈进了胡耀邦家的大门，李昭迎上来握住她的双手。看着李昭消瘦的面容，曲飞禁不住热泪奔涌。两人相视无语，此刻任何语言都显苍白，只有半世的相知，才换得半世的牵挂。随即，曲飞写下一首诗献给了胡耀邦：“当年红小鬼，后日矗丰碑，一身正气歌，两袖清风吹，呜咽君离去，神州大地悲，黎庶悼骄子，党心民心归。”

(三) 教导金寨年轻人

      罗炤，安徽金寨人，1943年11月出生，1962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与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成了同班同学。自此，罗炤与胡耀邦父子有了27年的亲密交往。
  刚进学校时，罗炤充满兴奋之情，立志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然而，过了几个月，他却大失所望，感到教材枯燥乏味，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框子，教师谨言慎行，难有个性，从课堂上学不到多少新鲜的知识和治学的本领。半年过去了，他越来越苦恼。1963年3月，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罗炤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震动。对照雷锋的事迹，他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太渺小了，需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树立起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罗炤认定，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否则一事无成。在北京大学继续学下去是浪费青春，应该到农村去半工半读，这才算是革命化的正确道路。几十年后回想起来，罗炤觉得那时的想法实在幼稚可笑，带有极“左”的成分，但那时的思想确实是真诚的，向往着一个崇高的理想目标。
　　 在北大，罗炤与胡德平很谈得来。1963年5月，罗炤对德平说，想给他的父亲写封信，谈谈离开北大、下乡半工半读的想法。德平非常高兴，告诉罗炤，他也早有这样的打算。于是，罗炤就给胡耀邦写了一封长信。德平告诉罗炤，胡耀邦看了他的信，很高兴，但对他们的幼稚也感到担心。他表示，要慎重考虑之后再给予回答。
　　后来，罗炤要们要下乡半工半读的事在全年级传开了，有十几个同学都要和他们一起走“革命化的道路”。年级党支部立即汇报到系领导，系领导一面向校党委汇报，一面在同学们中间做工作。渐渐地，学校对他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有人说他们是“反党小集团”。为此事，北大校长陆平专门去找了胡耀邦一次。
　　北大校方的态度对胡耀邦产生了影响。1963年10月，他找罗炤德平和另外两位同学谈了一个晚上，批评他们的主观主义，特别以“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告诫他们不要头脑发热。胡耀邦说：“我要给你们泼一瓢凉水！”要罗炤他们安心在学校学习。罗炤他们和胡耀邦辩论，认为他不了解北大的实际情况，并引经据典，证明自己的行动完全符合革命导师的教导。这次谈话，谁也没有说服谁，和胡耀邦的第一次见面“火药味”挺浓。
　　5年后，罗炤第二次见到胡耀邦。那时由于北大的派性斗争，德平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牛棚”， 罗炤常去他家向焦虑不安的外婆报告情况。9月的一天，罗炤又去他家，看到房间里站着一个头戴旧帽子、身穿工作服的人，和扫大街的清洁工人一模一样。罗炤开始没认出来，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是胡伯伯。当时，胡耀邦刚从西山的团中央林场回来，在那里劳动已经很长时间了。
　　胡耀邦关切地问起罗炤和北大的情况。这时罗炤已经毕业，被分配到黑龙江，即将离京，前程如何，不得而知，“文化大革命”在心中留下的迷惘，更让罗炤苦闷、彷徨，当时的思想状况，真的像“我有迷魂招不得”一样，面对胡耀邦，罗炤无所顾忌地倾诉起来。
　　在那个时候，彼此毫无戒备地敞开心扉是很危险的，但胡耀邦却痛痛快快地和罗炤畅谈起来。他从当红小鬼开始，讲到长征的九死一生，特别是到延安以后怎样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成长，他很诚恳地说：“我从24岁起，屁股后面就跟着挎盒子枪的，几十年了，整一整有好处。脱离群众很危险呀！不过，扣我‘反对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人家不信，只好随他们去了。我要愚忠！”他越讲越激动，完全忘记了他当时的处境和身份，对罗炤畅谈起理想、学说、事业，谈他的人生追求，两眼放射着光芒，个人的命运、家庭的状况，都置之度外了。罗炤被他的谈话深深地感染了，没有想到这个身处逆境的人，竟然还会这样忠贞、坚定、乐观(两年以后罗炤才知道，他那时在林场的境遇相当不好，他是咬着牙才挺过来的) 。与胡耀邦的这次见面，让罗炤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好像见到了岳飞、文天祥一般。胡耀邦对于理想、学说、事业的执着，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深地铭刻进罗炤的记忆之中。此后的7年，罗炤在黑龙江的林海雪原中历尽艰苦与磨难，走过了人生最痛苦的一个阶段，但没有沉沦，一直在挣扎着前行。胡耀邦的这次谈话以及后来与他的交往和讨论，成为支撑罗炤苦斗的重要精神支柱，从此，罗炤在心中便把他当作精神导师。
　　1969年3月，罗炤从黑龙江回京探亲。当时“九大”刚开过不久，胡耀邦作为八届中央委员参加了“九大”，但没有被选为新的中央委员。罗炤去看望他，他说，“九大”之前和会议中间，有很负责的人找他谈话，让他写一个“深刻的”检查，说他是红小鬼出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仍然可以当中央委员。可是，他没有写这样的检查。他对罗炤说：“禄这个东西要看透。如果为了禄出卖灵魂，活着有什么意思。长征的时候死了多少人？那时候哪里会想到能有后来的禄？我还能劳动，自己能养活自己。没有了禄，对孩子们有好处，得自己努力，不能靠天恩祖德过日子。靠天恩祖德，就没有出息了！”
　　罗炤很快知道了，当时的中央对他很不满意。“九大”之后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一再逼迫他作检查，他一直顶着，没有写。原因不是他对自己挨整有抵触，而是因为他知道那些人的真正目的是要他检举、揭发邓小平同志。从1950年开始，无论是在四川还是到北京，他一直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那些人胡耀邦认为一定掌握有很多邓小平同志的材料，就是不肯划清界线。
　　1969年10月，胡耀邦和团中央的同志们一起到河南潢川县的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10月因患急性肝炎回京治疗。1971年初，罗炤从黑龙江回京探亲，常去胡耀邦那里聊天。他极其生动地给罗炤讲述干校生活，充满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的自豪和快乐，没有丝毫的愁苦。他拿出一份很长的干校劳动心得体会的稿子给罗炤看，其中写的与青年同志一起拉架子车往返200余里运输物资的情景，以及他的兴奋、不服老、与青年人同甘共苦的火热心情，给罗炤留下的印象最深。
     在聊天中，胡耀邦告诉罗炤，他在“九大”前后拒不检查的事还没有完，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仍在逼他写出检查，态度十分恶劣，但他仍然没有写。他已经下定决心，靠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度过晚年(这时他的肝炎已经治好)。但是，看得出来，政治压力让他很苦闷，这与他谈起干校艰苦劳动生活时的开朗欢快形成鲜明的对照。罗炤很为他担忧，因为，在1968年夏天，一位非常了解内情的北大同学告诉罗炤：1966年6月，陈伯达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想争取他与刘少奇保持距离，没想到邓小平把这封信交给刘少奇了，刘少奇在中央会议上严厉斥责了陈伯达，搞得陈伯达很狼狈，“刘邓路线”就这样开始引出来了。当时，罗炤从多种情况判断，这位同学讲的情况是真实可靠的。罗炤看到胡伯伯直到1971年仍然在为邓小平同志受过，认为这样顶着对邓小平同志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保护意义。经过反复考虑，罗炤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胡耀邦听后，默然良久，他明白了：他必须在毛主席和邓小平之间作出抉择。在此之前他一直不肯作出这样的抉择，因为他根本不相信邓小平会反对毛主席。这时陈伯达已经垮台了，但他们都明白，对于邓小平同志1966年6月的行动，毛主席是不会原谅的。胡耀邦对禄位已经淡然如浮云了，但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对忠于毛主席的政治立场却看得相当重。无论从个人的经历，还是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上讲，他都不会对毛主席怀有二心。
　　过了几天，罗炤又去看他。胡耀邦拿出一份检查稿让罗炤看，写的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认识。在这份检查中什么具体材料也没有，只是讲以前对邓小平很敬佩，认为他沉稳、冷静，抓大事准确，现在看来是假象，等等。二、三千字的检查，空空洞洞，只是写给毛主席看的一个政治表态而已。胡耀邦对他说：“不知道能不能过关，我只能写这些了，具体的事我确实一件也不知道，总不能捏造吧？”
　　检查交上去了，当然是不能让上边满意。军代表仍然坚持要把他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终因缺乏证据而未能得逞。不过在以后的6年中，除了1975年的短暂日子，胡耀邦一直被当作异己分子而“靠边站”，没有任何工作的机会。
　　胡耀邦政治态度的变化，发生在林彪事件之后。他一向嫌恶整人的人，在党内斗争中总是回避退让。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前，他曾告诉罗炤，1965年在西安，西北局的主要负责人没有任何凭据便把新疆一位书记往死里整。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党内这样黑暗的事件，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没有想到，6年以后，比西安的斗争黑暗千百倍、在中国历史上也算得是最丑恶的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这一次，胡耀邦思考得很深、很久。1972年初，胡耀邦多次对罗炤说：“‘文化革命’是个大潮呀，谁也挡不住！参加的人这么多，这么火热，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的，这里面应该是有社会原因、历史原因。我们中国有长久的封建传统，恐怕跟这个有关系。”“骄傲了，骄傲了，自以为了不得了。骄傲是要害死人的。”有一次，胡耀邦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罗炤说：“‘我是不让权的’、‘我是不作自我批评的’。这些话我是当面听到的。”胡耀邦没有说这两句话是谁讲的，在什么时间、地点讲的，但罗炤明白他讲的是谁。罗炤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话已经在胡耀邦的心里已经憋了很久了，他矛盾，痛苦，精神上受煎熬。胡耀邦在讲出这些话之后，长久地沉默不语。罗炤陪他坐着，什么话也说不出，什么也没有问。罗炤说，虽然27年过去了，但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6年之后的1978年，胡耀邦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罗炤知道，这场讨论的思想基础，是他在林彪事件之后开始逐步地奠定了。他从把毛主席当作真理的化身，把忠于毛主席当作自己的政治灵魂和道德标准，甚至在无可奈何之中坚持“愚忠”，转到用实践来检验毛主席晚年的思想与活动。对于胡耀邦来说，这一思想转变是极其痛苦、艰难的。毛主席与他之间，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领袖与下级的关系。毛主席曾经许多次亲手指点他如何工作，当面给了他无数的教诲。可以说，毛主席对他既有师恩，又有知遇之恩。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于特别矜重道德节操的胡耀邦来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感情上，他与毛主席都存在着难以割舍的特别联系。但是，面对林彪事件这样匪夷所思的历史丑剧，他无法不去深入思索这一事件所蕴含的政治与历史的意义，他无法不去考虑毛主席的责任。是对人民、对历史负责?还是仅仅对毛主席“愚忠”?胡耀邦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尊重实践、追求真理的道路。1972—1978年，他在思想上的追求与探索是极其真诚、极其坚定的，他用行动证明了，1968年9月他在人生逆境中那么热烈地向罗炤讲述的对于理想、学说、事业的执着和向往！
　　胡耀邦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深入思考，不仅导致他勇敢地发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无畏地平反冤假错案，更表现在他坚定地、以身作则地结束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原则立场上(1979年春，他刚当选政治局委员不久就对罗炤说：“再干10年，10年以上就是野心！”胡耀邦是光明磊落的，他这样说了，更是这样做了。他为结束领导干部终身制抛弃了、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用自己的生命与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彻底地决裂了！从此，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便实实在在地一去不复返了。这是胡耀邦对中国历史作出的重大贡献，尽管多年来一直无人提及此事，尽管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71年，罗炤在黑龙江的山沟里开始研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并由此逐渐涉入佛学领域，1976年11月，罗炤写出第一篇学术论文《初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这时，罗炤已调回家乡安徽金寨)，并寄给胡耀邦请求批评。12月8日，胡耀邦给罗炤写了一封9页纸的长信，赞扬他、鼓励他，同时又非常谦和地指出论文的不足(当时由于罗炤的思想局限和政治上的顾虑，论文确实也沾染一些“左”的思想色彩)。在信中，胡耀邦着重讲述了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性，并且特别“谈到勇气”，这是此信最有价值之处。胡耀邦同志在信中说：“多年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筑起的两道堤坝──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坝，已经被我国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冲决了……他们的残渣余孽，或者他们的幽灵还能重新筑起这两道堤坝吗？……由几亿人民已经掀起的历史巨浪，小小的障碍物怎么能够阻档它的奔腾前进呢！”胡耀邦同志热情地鼓励一代青年，“你们这一代应该在这个大好时光里，信心百倍地有所作为。”
       1987年春节，罗炤去给胡耀邦拜年，劝他读读《资治通鉴》，他一挥手，说：“共产党人不读那些！我要重读《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当时，罗炤还在心里抱怨他：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觉悟！五、六年以后，罗炤才认识到，不是胡耀邦不觉悟，而是比他年轻近30岁的自己思想更落后、更陈旧。胡耀邦此时不读《资治通鉴》，不是他轻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相反，他却十分重视阅读中国古代典籍，《资治通鉴》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读过不止一遍。“我的胡伯伯才是正大光明的，中国需要这样的政治家！”
     在胡耀邦的关心教导下，罗炤成长很快、进步很大。1981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研究生院毕业后，一直在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86年被人事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为了纪念胡耀邦伯伯，1999年7月16日，罗炤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精神导师胡耀邦伯伯》的纪念文章。在文中，罗炤深情地回顾了与胡伯伯的亲密交往过程，畅谈了从胡伯伯身上受到的深刻教育和切身体会……感恩之情、怀念之情，跃然纸上……

           附：胡耀邦1976年12月8日给罗炤的书信

小罗：
     你的大作和两封信都收到了。收到你的第一封信时，德平正准备第二天出差去山西，我要他先写几句话给你，并告你我将给你写封较长的信，他大概写了吧。
   你知道我是不大愿意同人通讯的，对你却是一个例外，我知道你也是不轻易写信的人，要写，总有点值得看看的东西，你那种顽强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那种独立地用新鲜活泼的语言表达自己思想的风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初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我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粗略地翻了一遍。我深信你是花了苦工夫的。但是你能体谅我，我不仅对自己祖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英雄没有研究过，就是对生长（在）自己家乡的这位赫赫人物也不甚了了。因此，即使再仔细看多少遍，还是提不出甚么切中要害的意见来。我只能答应你一条，就是德平回来后，我一定要他亲自去找几位有权威的而又认真负责的同志（其实真正有权威的也一定是认真负责的）看看，然后再商讨怎么处理告你。因为在你面前可以无话不谈，我想先把自己这样一个很粗浅的想法告诉你。
现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务是批判四人帮。这是一场关系我国革命前途的伟大斗争。要知道，把这一小撮丧尽人心的坏蛋拉下马来，打翻在地，这是一举成功的事情，但要从各个方面把这帮蛀虫们多年来一系列的反革命言行揭深揭透，批深批透，从而把我国革命引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还须作极其艰巨的努力。你的这个作品，同这个任务联系得不密切。这是否合乎“时宜”？这是一。
     第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即使充满着唯心主义的糟粕，但这个人毕竟是我国十九世纪末思想界的一个先驱，他在反封建专制斗争中那种一往直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后来革命者的斗志。你的作品对他这个方面肯定得不够，这会使连中国近代史都不太清楚的现代青年可能产生错觉，无形中会使一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去看待古人。这是否合乎“人宜”？
     从上面这个理由出发，我非常希望你抓住这两三年的宝贵时间，集中精力参加批判四人帮的战斗，你的历史知识是比较多的，我希望你能特别在这个方面下功夫，作贡献。十多年来，四人帮在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拿史学领域来说，前几年，在所谓儒法斗争问题上，他们及其叭儿们所散布的大量言论，真是达到了胡说八道的高峰。又如，多年来，他们及其叭儿们所写的一些历史人物的论文和出版的小册子（主要是上海出版社）对武则天、吕后等人的介绍，对秦皇朝、太平天国失败的评论，其荒诞无稽，大概也是前无古人的。这些东西，有些有心人可能还没有充分注意到，有些人则可能还有些顾虑，不敢放开写，而像我这样的人，又只能望洋兴叹，这就更希望像你这样的人勇敢地拿起笔来。
     谈到勇气，我还想在这里多噜嗦几句。多年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筑起的两道堤坝——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坝，已经被我国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冲决了，而以华主席为首的我党中央，又把他们投进了人民群众愤怒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的残渣余孽，或者他们的幽灵还能重新筑起这两道堤坝吗？当然，小小的障碍物总是难免还会有的。但是，由几亿人民已经掀起的历史巨浪，小小的障碍物怎么能够阻挡它的奔腾前进呢！一个经受了种种磨练的几亿人口的国家的意气风发的政治局面，已经确实无疑地呈现在你们这一代青年的面前。你们这一代应该在这个大好时光里，信心百倍地有所作为。
      还有，对这帮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批判（这帮罪犯曾经有意地混淆了反革命与路线的界限、政治路线与思想路线的界限、“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界限、修正主义路线与修正主义倾向的界限，为他们大批整人作借口）不能没有一点嘲笑，一点讽刺。这就要求宣传时还要有点匕首式的小品文。鲁迅先生说得好，他说把良家女子说成是婊子是骂，说娼妓是娼妓就不是骂（未查原文，是大意）。自然，骂也需要技巧，做到他老人家所要求的那样：“嘻怒笑骂皆成文章”，你是有这方面的才智的，也希望你在这方面显显身手。
      至于写出来的东西，在你和周围的同志真正感到满意之候，就可以直寄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或解放军报，或红旗。经过改组后的领导班子，我相信他们有眼力不会放过好作品。自然，为着告诉我们一下你的战果，也欢迎你随时抄寄一份给我们欣赏欣赏。
      我在靠边的又一年里，非常懊悔的一件大事是：没有好好读点马列，而是翻阅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以此来排遣心中的愤懑和忧虑。现在，虽然在加紧翻阅马恩四卷、列宁四卷、斯大林两卷、主席四卷和鲁迅的一些论文，但还得同时检阅坏蛋们那一大堆臭东西，真是临阵磨枪，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外，关于批判四人帮问题，我还同德平谈了不少的看法和想法，因为写得太长了，就不愿再写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要德平选择他认为对你有点帮助的东西告诉你。
        祝
近好！
                                            依然未倒的笨伯伯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八日

         （注：本文参考了《金寨先锋网》、《六安新闻网》、《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南方周末》等有关媒体的部分资料及曹治雄的回忆文章。)

（金寨党史县志档案局    胡遵远 胡本昌   1396625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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